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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福宫大火，让溥仪励精图治，大改积弊的心气遭受了一场重挫。看到溥仪整天怏怏不乐，帝师陈宝琛劝导说：“皇上，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䗼，增益其所不能。这是上天知皇上有光複祖业的鸿鹄之志，故有此劫来磨砺皇上的心䗼啊”。溥仪转念一想，也是这个道理。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既然如此，也只能坦然接受，遂下旨，把建福宫遗址平整一下，干脆修个网球场吧。
陈宝琛见溥仪情绪有所好转，心下高兴，又重点给溥仪讲些中国历史上少主蒙尘卧薪尝胆的故事。一天在为溥仪讲授《御批通鉴辑览》中老臣借助外力协助少康複兴夏朝之事时，陈宝琛意味深长地说:“臣就是皇上的臣靡啊！”。
另一位帝师庄士敦则从欧洲各国君主的历史经验来反证陈师傅的说法。说在欧洲，英国与荷兰都是以君主立宪制取代一度成立的共和制而延续至今的国家。在欧洲有很多国家也是靠国与国之间联姻、交好，利益交换来借力打力複兴王室的。
古今中外这些複辟历史让溥仪、溥杰等青年宗室成员大感受用。溥仪顿时觉得开窍了，开始懂得为自己的“理想”去动用财富，引导社会舆论的价值。遂下定决心：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动我心者，今日之日当绸缪。
主意已定：内接权贵实力派，外结友邦。实施远交近攻之策。而上阵亲兄弟，要让御弟溥杰学习军事，以待日后複国之时执掌兵权。
近攻者，留意忠于清室，忠于自己或仍行君臣之礼的军阀、政客。袁世凯死后，北洋军主要分成直皖奉三系。按领军人物的政治立场，筛选如下。
首先，皖系首领段祺瑞，倚仗留洋少壮派徐树铮，但倾向于共和，与清室泾渭分明；虽然皖系的安福国会推出与清室友好的徐世昌做总统。但徐世昌毕竟不掌兵权，所以对皖系不必做非分之想了。
直系在冯国璋去世后，众推曹锟为首领，曹锟则倚仗后起之秀吴佩孚，吴佩孚字子玉，乃秀才将军，势力如日中天，此人颇讲忠义伦常，常以关羽自况，可以争取。
奉系首领张作霖，字雨亭，麾下武有吴俊升、孙烈臣、张作相，张学良，文有杨宇霆、袁金铠、王玉江。此时张作霖任东三省巡阅使、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已有多年，是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在地缘、感情上与清室最为亲近。张作霖早在张勋複辟时就曾派部勤王，观望押宝。1919年，更曾向清室主动示好，送来一笔巨款，说是在奉天代售皇产庄园的款子。随后，双方一直有礼尚往来，清室曾选出两件古物，一件是《御制题咏董邦达淡月寒林图》画轴，另一件是一对乾隆款的瓷瓶，派专差前往奉天向张作霖面谢。所以，溥仪环顾天下之英豪，能助己複辟者，惟子玉与雨亭耳，而尤以张作霖为重点培养对象。
1923年4月22日，吴佩孚在中州洛阳过五十寿辰，溥仪派宗室成员福启为代表，前往洛阳祝寿并赠送厚礼。同时更有保皇派元老康有为亲自出马，为溥仪向吴佩孚暗通款曲，其赠吴子玉的寿联，极尽恭维之辞：
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半纪
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
次年，溥仪又向吴佩孚赠送宫藏的无量寿佛像。
1924年3月16日，闻知张作霖在奉天大帅府操办五十寿辰，溥仪更是花了血本派专人送了重礼：
即无量寿佛一尊、三镶玉如意一柄、五彩九桃瓶一对、五彩双象耳瓶一对、五彩小瓷盘一对、青玉大吉葫芦小插屏一对、打簧洋钟一对、洋烟一匣、红雕漆圆盒一对、绮霞缎衣料八端。此外，溥仪还于一星期后补送“万古英风”匾额一面，并福寿字及古玩等多件。礼品数量之多、宝物之贵重，张作霖见了自然心知肚明。但时势变了，共和已实行十多年了。谁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再步张勋之后尘。
远交者，溥仪的排序依次是英国、荷兰、日本。英国主要因为帝师庄士敦来自英国，溥仪与英国贵族、皇家交往较多，也是自己心仪的留学目的地。荷兰，是因为张勋複辟失败时荷兰公使馆曾为张勋提供过庇护，可视为友邦。而日本，爱新觉罗的宗室王公与日本人交往由来已久。庚子之变时肃亲王善耆与日本人川岛浪速便为结义兄弟，当初隆裕太后下退位诏时，宗社党骨干肃亲王善耆和小恭亲王溥伟即坚决反对清帝逊位不承认共和，之后一直寓居在日本占领的旅大、青岛租界地，不食周粟，死心做清朝的遗老遗少。善耆更让其生女金碧辉认川岛浪速为养父，带到日本，是为川岛芳子。所以日本自然被溥仪视为支持複辟的外部后盾。当然，溥仪还有一个心结，就是小恭亲王溥伟当初也曾是继嗣光绪帝的候选人，此时溥伟40岁出头，年富力强，又颇有胆色。溥仪担心如借助溥伟这条亲日线，溥伟有挟天子令诸侯的隐患，万一成事后溥伟直接上位，岂不是为人作嫁衣裳。所以接纳友邦，还是要自己亲力亲为。
机会还真来了！
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自然是损失惨重。溥仪觉得这是个结交日本的天赐良机。溥仪下旨，派帝师陈宝琛和内务大臣绍英为全权代表，到东郊民巷的日本公使馆进行慰问，并声称捐献日本30万美元等值的救济款物。宫里自然没有这么多现钱，于是，内务府从内库中，提出2000多件金玉珍宝和1000多件御窑瓷器，装了70多箱，直接送到日本驻华公使馆。此举大得日本朝野的欢心，从此日本皇室、内阁政府更记住了溥仪的名字。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代表大正天皇进紫禁城乾清宫当面向溥仪致谢。而这批当时价值30万美元的珍宝，就此远渡东洋，送往日本东京，保存在东京皇室博物馆。
本来人道主义援助也无可厚非，但凡事有度。当时北洋政府捐献20万银元，溥仪捐献的30万美元等值120万银元，小皇帝出手大方，是民国政府的六倍，是不折不扣的银弹外交，此番举动当时就连帝师庄士敦也觉得有点过了，但溥仪出于边缘化的地位，年轻气盛，坚持以此时机沽名钓誉，搏存在感，培植複辟基础。
无疑，末代皇帝的这种高调邦交，“宁与友邦，不与家奴”与慈禧太后如出一辙的作法，也无异于在弄险，给自己的未来挖坑。俗话说：人在做天在看，而逊帝在做，则天下人在看。反弹的力量在集聚，为溥仪日后被逼出宫留下伏笔。
话说北京在二十世纪之初的二、三十年代，什么买卖最好？最易暴富？答案之一当是投资古玩铺。每一次社会大变革，都是一次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是古玩易手、变更主人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淘到、搞到一件宝物，就如同当今的原始股上市，从而实现个人、家庭的阶层突围。
当然任何时代，机会总是给有准备，做好铺垫的人。首先要身在这个行业，如今时兴说的行业风口。进入古玩行业，需要“非常三加一”，这“三”就是有钱、有闲、有眼力，“加一”就是要有机缘。
彼时的北京古玩行是最为繁荣的时期，首先古玩货源充足，好东西，奇淫技巧之物不断从皇宫内院，王子贝勒，皇亲国戚，遗老遗少，北洋旧臣的府邸中流出，琉璃厂的古玩铺不断有新的字号涌出，掌柜的昨天还是店伙计，因为眼力好被新的东家看中，出任新店掌柜。随之古玩业自发组织起古玩商会，制订游戏规则。古玩商会定期不定期地约请各位商家聚在串货场一起看东西，品评之后，请各家出价，但出价并不公开，最后价高者得。细想一下，这种方式比现代拍卖更有保护买家尊严体面的考虑，同时卖家的利益也能最大化。有点温良恭俭让的意思。有了古玩商会，古玩商之间相互串货，信息流畅。定价机制为撮合交易，货卖识家，古玩的传承也比较清楚。北京、上海，成为南北古玩集散地，中国古玩甚至漂洋过海、辐射欧美。
经过英法联军侵华，庚子年八国联军进京，中华流失的宝物，散布欧美上层社会。经过半个世纪的传播、发酵，国际上对中华文明已有认识，青铜、瓷器等艺术品，等于通行世界的硬通货。东方热成为一种时髦，玩中国的古董成为西方社会有身份、有教养的象征。法国爱丽舍宫，瑞士国王，美国富豪家族、博物馆，对此有大量需求。
当此时也，银行竟成为古玩产业链的重要端口。在北京的外国银行如大英、汇丰，民族品牌盐业银行，对于皇宫之物，只要确认是出自紫禁城的一手货源，便打上皇家御物的品牌。真赝已无需考虑，只是估价折扣问题。而清宫内廷融资谈判的底牌，等于是明牌，急需银钱用于消费，自然无还本付息能力，抵押资产真只是一抵了之。银行抵押业务，实为当铺典当，因为死当是一定的。既然预期死当，银行方面一定要对抵押品大打折扣，到期处置抵押品时再高溢价出售，欧美市场对中华文物需求强劲，属于单一的卖方市场。所以对银行来讲这是多好的盈利模式啊。而清宫通过银行抵押流出去的清宫旧藏数量巨大，无法计量。
说到中华文物流失海外史，有二个人及属下的二家公司，绕不过去，不得不提。
一是中国湖州南浔古镇的卢芹斋，其与上海人吴启周成立了卢吴古玩公司。自1915年起，卢吴公司向美国出口文物长达30年，运出国宝不计其数。仅卢吴公司的一个小股东每年可分得银元十几万元，比琉璃厂一间古玩铺的全年流水还多。
卢芹斋幼年失怙，后入南浔张家做仆人。南浔自晚清以来，丝绸业起，富商聚集，豪富者有四象八牛之誉。南浔人，富而好藏，富而求贵，颇追慕明末嘉兴之项元汴，时有庞元济，字莱臣，以巨象之财，广为庋藏书画。著名画家金城（绍城）也是南浔人，金家为八牛之一。南浔张家，也是四象之一，巨富。而卢的主人便是张静江（人杰）。1902年，张静江任清廷驻法国商务参赞，将卢芹斋携往巴黎。张静江在巴黎开设“运通”公司，惟有古董赚钱，遂售卖中国的瓷器、字画等，将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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