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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漠北问题，从建隆八年冬到九年春，朝廷上下讨论了不少办法，但几乎所有人都清楚，以乃蛮崛起之事，以刘金骄狂之心，要想在问题的处理上取得实质效果，最终还得落到军事上，其他手段，或许有用，但用处有限。不过，彼时汉帝国正因西南滇黔之乱而分神，虽然也感乃蛮金国崛起对帝国北疆的严重威胁，但一时还无法下定决心，直接诉诸于武力。
路要一步步走，饭要一口口吃，世祖皇帝早年的教诲，让皇帝刘文济按捺住了即行发兵出塞，北讨乃蛮的冲动。当然，以彼时的局面，汉金之间的敌对态势已经很明显，金国与饶乐国之间，已经快打出狗脑子了。
而刘金之所以没有大举南下，自是心存顾忌，尤其顾忌饶乐国的存在，这就是其腹背之上的尖刺，他必须得将这肘腋之患拔除了，方能放心南下。
至于金兵之南下，也是早晚的事，根本原因在于，由刘金一手“打”出来的乃蛮金国，是不能长久停下战争步伐的，同时，以漠北苦寒的生存条件以及传统游牧生产生活方式，是无法供养全国各族部民所需。
一般这种情况，要么极限地压榨治下，这实际上是漠北契丹几十年来的统治模式，而作为一个初统大漠的枭雄，刘金自然不可能走漠北契丹的老路，自我阉割，自去爪牙。
发挥游牧民族的传统艺能，对外或者说南下扩张掠夺，便成了唯一的选择，即便，当下的汉帝国如日中天，但涉及生存根本的问题，在社会时代受限的条件下，基本没有其他方法可解。
而饶乐国成为刘金的第一目标，也是必然的，那里距离漠北太近了，对金国统治尤其是新征服“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威胁是巨大的，刘金不可能忽视。
同时，饶乐国背靠大汉，据有“科尔沁草原”以及纳河流域大片丰美水土，且经过刘昕三十年的发展兴聚，积累了足够让刘金流口水的人口与财货。
若能将饶乐国吞并，其中的好处不需赘言，直接就能让金国国力更上一层楼，至于坏处，也就是与汉帝国交恶罢了，吞并契丹之后的刘金，对于南方的汉帝国，至少从精神上，已经是不带怕的了。
不过，对饶乐国的攻伐，并不顺利，论将士之勇悍，饶乐军自有不如，但装备上，却是碾压金兵一条街的。尤其是，靠着与帝国的亲密关系，饶乐军队也武装了诸如火箭、火炮、火雷的火药武器，这这方面，即便刘金早有准备，依旧在大规模交锋后，吃了不小的亏。
值得说道的是，刘金统帅下的金兵，进化得很快，虽然没能找到克制的办法，至少逐渐熟悉火药武器存在的战场节奏，爆炸与轰鸣声固然震撼，但鉴于精度与威力的限制，彼攻我守的情况下，依旧很难对金国高机动䗼的骑兵造成致命威胁。而仅拼马上的厮斗，靠着更充足的经验，以及马上厮杀的本能，金兵的确是要胜过饶乐军队的。
不过金兵面临的问题依旧很明显，那就是攻城乏力，饶乐的军队，虽然同样以骑兵为主，却也注入了汉军防守的因子，尤其在城池防御上，饶乐国境内那些散布在河流、山岭间的城池，对金兵来说就是一根根硬骨头，想要啃下，就得做好被崩掉牙的心理准备。
因此，在长达数年的“饶金之战”中，金兵的战法也在不断改变，由前期的“一战式”决战，改为围城打援，以困城歼灭饶乐军队有生力量为主。
在前几年，凭借着丰厚的积累，尚能与金兵掰掰手腕，但越到后面，越是乏力，饶乐军甚至不敢再与金兵于城外野战，只能死守城池，变“保境”为“保城”。便是守城，也只有金山、兴国、白城、乐康这几座城池可作依靠，一般的小城小堡，同样扛不住金兵的攻击。
眼瞅着坚城难克，刘金也舍不得将宝贵的兵力消耗在汉人的城池之下，于是，他又放弃了直接吞并饶乐国的目标，改以掠夺为主。数万金兵，如蝗虫过境，搜刮吞噬着饶乐国境内的一切，人口、牲畜、财货
等到建隆八年，在刘金的数次大掠中，刘昕辛辛苦苦攒了大半辈子的家当，几乎损失了一半。在安东女真之乱如火如荼之时，甚至有金兵越境南下，到燕山北道境内烧杀掠夺，虽然迅速被当地驻军剿杀驱逐，但燕山北道也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安宁之后，再度品尝到铁与血，究竟是何滋味。
而金军对帝国北疆的骚扰与威胁，又何止燕山北道，在饶乐战火连绵之际，在汉帝国漫长的北部边境线上，在长城以北、阴山以南的沙漠、草原间，来自金兵抑或金国下属部落的骚扰，也已经常态化。
到建隆八年，乃蛮金国的存在，已经成为帝国北部边境安宁的一颗毒瘤，汉金之间距离彻底撕破脸皮只差一层脆薄的窗户纸了。塞北的骚乱，甚至影响到京畿权贵士民吃羊的大事
但在建隆九年初，帝国中枢达成的决议中，仍旧不包括直接出兵北伐，先南后北才是帝国戡乱攘寇的基本方针。不过，在明知道刘金野心以及金国对大汉威胁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再坐视不理。
契丹的灭亡，已经让刘文济饱受非议，为了此事，朝野内外总是免不了蜚短流长，指责刘文济只顾着揽权整顿，对付宗亲骨肉，而放纵外侮
在这方面，刘文济也是真难，当年他要是力主出兵救援漠北契丹，且不提军事成败可能给刘文济带来的政治风险，一旦出手，必然又是另外一种说法了。
流言蜚语，虽然并不能伤人，但的确是能诛心的，而安东王刘文渊是一贯喜欢玩这种小把戏的。这一点，是刘文济深埋心中对刘文济与安东的愤怒，引发建隆六年“宗藩之争”的重要原因。
因此，经过与政事堂文武相公们的商议，针对乃蛮金国，刘文济做出了三方面的措施。其一，加大对饶乐国的支援，粮食、武器与兵力（从南附契丹部众中简拔勇士，发给武器，以雇佣兵的方式支援饶乐）；
其二，诏传帝国北疆边防诸军，加强警戒、巡逻等控制措施，再有金兵犯境，边防驻军将领可适时发起反击，坚决消灭一切来犯之敌寇；
其三，也是对金国打击最深重的一点，下诏北部诸边，尤其是与金国交界要道、关卡，封锁一切通往漠北的贸易通道，禁止一粮一茶、一盐一铁流入金国辖地，经济制裁手段直接使上了。
没错，就是在金国与饶乐国激烈对抗的那几年中，汉帝国这边与漠北的经济联系也没有中止，还是有许多商人通过明面的、秘密的交易路线，将金国急需的物资转卖过去，甚至包括一些武器装备，那段时间，也是北境走私犯最猖獗的时候，赚钱正当时
随着朝廷三项大令的下达，虽然没有大动兵，但整个帝国北疆的气氛也随之紧张起来了。饶乐王刘昕那边，总算松了口气，对朝廷怨言缓解了几分。
而由于经济制裁的缘故，也导致北境走私犯罪活动更加高涨，即便朝廷下达了犯行即杀的酷令，依旧免不了一些商贾以身犯法，尤其是生存在塞北漠南的一些归附部落
同时，经济制裁这一招，对金国来说也的确是好使的，南北的贸易线，一定程度上也是漠北的生命线，当汉帝国的禁令下达之后，很多问题迅速暴露了。而仅靠那些走私活动，显然无法弥补金国对大汉各种物资的需求。
可以想见的，汉帝国的举措，彻底激怒了刘金，也加剧了汉金之间的敌视与冲突。从建隆九年秋开始，汉帝国北疆，西起榆林，东至燕北，处处示警，狼烟滚滚，金兵频繁南掠。
这一回，比起过去几年一些掩耳盗铃的所谓“部族行为”，可要直接得多。虽然规模仍不算大，但都是金国成建制的骑兵，汹汹南来，遇强则避，遇弱则打，遇民则掠
虽说小打小闹，难伤根本，但金兵的袭扰依旧打破了山阳等地几十年的安宁，面对来去如风的金军骑兵，汉军以防守反击为主，虽然取得了一些胜果，但诸边军队依旧被搞得焦头烂额。一些老一辈的漠南士民，甚至怀念起李继隆来，当年李继隆坐镇漠南时，可只见李继隆领军北上，抄掠契丹，可不见北军南掠。
汉金之间撕破脸皮，就是这么自然而然。实际上，刘金也是看准了汉帝国北顾无力，虽然以大汉的实力，南征北伐并举，也不是什么难事，但皇帝刘文济显然不愿意那样冒险。
经过一番明火执仗的试探之后，精明狡猾的刘金捕捉到了这一点，于是在进入建隆十年之后，减弱了对大汉北部诸边的袭扰，而是再次集中力量，东征饶乐国。
在汉军不亲自下场，仅凭饶乐一国之力，靠着一些“援助”，显然是无法力却如狼似虎的金兵。饶乐国自大王刘昕以下，终究不像中亚三国那般能打，毕竟所处环境不一样，经历的磨练也不一样。
再加上，在金国与饶乐、汉军的多次交锋之后，金兵也开始尝试着使用火药武器了。他们火器，一部分来自战场缴获、袭扰掠夺，一部分则来自仿制（刘金尤其重视对饶乐及汉境各种工匠的掠夺，尤其是能打造战争机器的工匠），生产出的哪怕是劣质品，那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进步。
因此，到建隆十一年夏，刘金实现了对饶乐攻伐最大的一次突破：兵围兴国城。这一围，就是一个多月，不只围城，还有攻城。
金兵役使数以万计的奴隶兵，向兴国城头发起蚁附进攻，再配合火箭、弓弩、石炮这样的远程武器，还真给兴国造成了不小的威胁。若不是饶乐王刘昕德高望重，能得人心，有一干忠诚的臣民为之据城死战，刘昕差点就被金兵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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