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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十万大军水磨工夫般克定滇黔之际，在广袤无垠的北疆，同期上演着一段铁马金戈的故事。漠北之患，之于帝国，就像上溯千百年北方游牧文明对南方农耕文明的威胁一般，只不过在大汉帝国当下，这场对台戏，在北方唱主角的变成了乃蛮金国。
自平康八年，白水之会，被康宗“霸凌”，向刘文澎服软，并强行与漠北契丹议和之后，金国、太阳汗刘金便彻底调整其兴国战略，不再南下扰汉，以一统漠北为先。
刘金的“三步走”战略，实则是草原霸主的本能，但能否成功，还需看整体的战略环境，在南方汉帝国一枝独秀的情况下，是很难走通的。
多的且不提，仅第一步灭契丹，正常情况下就很难实现，唯一让刘金觅得的一丝机会，就是康宗之意外早逝，汉帝国于传承上发生剧变。
否则，刘金若敢背约东进，即便康宗在位，都不会容忍。只不过，当帝国皇帝换成刘文济之后，对漠北草原制约立刻大大减弱。
端拱那三年就不说了，刘文济基本都在韬光养晦，忙也忙着巩固帝位，收买人心，即便进入建隆时代，在早期几年，主要精力也放在重塑皇权、整顿积弊。
虽然也派了慕容德琛等老臣老将北上山阳、漠南坐镇巡抚，但只是一种惯例，维持一个表象罢了。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刘文济身上的契丹血统，始终是被人用来制约、诟病乃至攻击的一个短处，这也使得他在面对漠北事务时，往往态度谨慎，甚至投鼠忌器。
刘金在带领金国休整差不多两年之后，于端拱二年秋，引兵东进，开始全力吞并契丹。在过去的半个世界，乃蛮与契丹作为漠北两大霸主，两个对手之间，整体来看是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状态下的。
最初的乃蛮，只是游弋于金山东部地区的一群处在蒙昧状态的野蛮部族，在汉辽大战中，才被汉帝国的远征军带去一抹文明的光辉，后来逐渐形成的部落联盟，都是进化的标志，而乃蛮真正开始崛起，还得是被奉为“太阳汗”的刘金亲自掌权后。
虽然帝国皇室从来否认，魏王刘旻也从不承认，但在早期乃蛮部落联盟的成立过程中，刘金那“刘旻之子”的身份，他身上流淌的汉帝国“皇室血脉”，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对乃蛮诸部的统一与融合，具备重大意义。
等刘金成年掌权后，对乃蛮进行了诸多先进的制度化改革，大量从汉文化、制度中汲取经验，借鉴学习，再加上与漠北契丹的争锋，内外力的驱动下，逐渐形成了一个占据漠北半壁，统驭百部，控弦十万，半游牧、半奴隶并且向封建王朝过渡的乃蛮金国。
至于漠北契丹，虽然对乃蛮部保持了几十年的军事优势，但它在很长时间内，都处在一个困难的军政环境中，南边、东北都有来自汉帝国的挤压，东北方向又有蒙兀室韦的侵袭。
而随着老一辈契丹精英的离开，新成长起来的一批人，也只能用“一蟹不如一蟹”来形容了，既不能继承先辈们的事业与荣光，连眼前的一亩三分地都守的艰难。
同时，契丹虽然被汉帝国从“辽帝国”生生打成“漠北契丹”，又在后续的自我阉割（去汉化，杀汉族大臣）中，退化至游牧生产生活的状态，但在面对漠北其余部族尤其是附庸的部族杂胡时，依旧保持着“上国”的傲慢。
随着开宝后期，世祖皇帝对契丹的“宽容”，双方关系的改善，经济交流的加强，来南方帝国的美酒丝绸、精美玩物，也慢慢腐蚀着契丹高层
傲慢、腐化、堕落，对游牧民族来说无一不是致命错误，只不过，当来自南方那个庞然大物般帝国的压迫小了，凭借着祖宗的积累，再加上契丹王耶律隆绪凭借着漫长的在位时间将治下臣民部族威胁团结在一起，还是能够支撑起漠北契丹的统治。
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漠北契丹本身的问题与阶级矛盾越来越严重，这份支撑，也越来越显勉强罢了。
另一方面，漠北契丹不只要面对着来自乃蛮、室韦人的外部威胁，其本身还面临着严重的人口流失问题。在南边，汉帝国经营下的山阳漠南地区，日益繁荣，畜牧发达，牛羊众多，草场也更加肥美，对漠北的众多契丹部族吸引力十足，有选择骚扰抄掠的，也有南下归附的。
东北的饶乐国，其王刘昕那可是具备大汉皇室与契丹王室双重血脉的人，当然，对塞北的这些游牧民族来说，谈血脉什么的还是太虚，关键在于慕强趋利的心理作用。
漠南地区虽好，但毕竟距离汉帝国过近，同时，早没有漠北部族的空间了。饶乐国则不然，作为世祖皇帝钦定的第一批封国，从草原部族的角度来看，其条件并不算差，治下拥有大片丰美的水草、土地条件，十分适宜畜牧业之发展。
并且，与安东饱受朝廷猜忌不同，饶乐国与朝廷关系始终亲善，联系紧密，并且长期得到朝廷明里暗里的扶持与援助。
再加上，刘昕本身素质并不算低，虽无过誉之名声，也没有建立什么显赫的功绩，但在常年的为王治国经历下来，也逐渐摸索总结出了一套融合汉家法制结合当地民情的国家治理规则。
当年，世祖驾崩，诸王赴京奔丧，好兄弟刘晔又给了他一番良言善见，他也听取了，开始了持续䗼地向漠北地区吸取招揽人口的政策。
对于漠北的部族们来说，哪怕仅冲着饶乐国更低的税赋与贡献，都愿意去，何况，还能从兴国王廷（饶乐王城名兴国，位于今齐齐哈尔西南）获得草场与水源，还能获得饶乐国的保护。
自雍熙早期开始，从漠北契丹辖下，东迁南下，归附于饶乐国，对于这种情况，漠北契丹自是设法阻止，一度引发动乱，还是在耶律隆绪于王廷召集诸大贵族、部落长，进行了一番减税动员，降低部民负担，又在大兴安岭褶皱带西缘的丘陵地区建立了严厉的军事管控后，向饶乐国的人口流失方才得到真正控制。
但即便如此，前前后后，饶乐国也从漠北契丹薅了近十万人口，极大地弥补了丁口子不足，增进饶乐之发展。但漠北契丹的血，也在漫长的岁月中，快流干净了。
到建隆时代，漠北契丹虽然仍是漠北草原上一霸主，却已肉眼可见地衰落腐朽，尤其在与乃蛮金国崛起之势相对比的情况下，更是相形见绌。
众多内外在的因素导致，当刘金以侵国之兵东进之后，漠北契丹的抵挡，只会越发无力。到建隆三年中秋之时，漠北契丹已经陷入全面的崩溃，契丹人对漠北广大草原及诸部族的统治，彻底被掀翻了。
这一场“辽金之战”，持续了四年时间，能坚持这么久，也得益于耶律隆绪的苦苦支撑，只不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何况这个时空的耶律隆绪，还算不得巧妇。
不过，耶律隆绪却也不负“大契丹王”的尊严，虽则金国兵锋强劲，金王刘金更是狡猾多智、勇猛善战，但从始至终，耶律隆绪都没服过软，一直坚定坚决地领袖契丹军队与之力战。
四年间，双方在漠北水草丰茂之地，进行了大大小小几十次战斗，不过起关键䗼作用的只有两仗。第一仗发生在建隆元年秋，刘金在讨灭契丹于乌孤山以西众多部族之后，亲率五万金国主力东进，与八万契丹大军会战于土兀刺河上游地区（大致在今乌兰巴托）。
那一仗，由耶律隆绪亲自率领，集中国中精锐，也赌上国祚气运，意欲一战而定乃蛮。耶律隆绪从小就成长在一种内忧外患、极度压抑的氛围中，土兀刺河之战，也几乎把他一生的豪气与烈䗼都打出来了，决战开启之时，甚至亲自带领皮室军冲杀。
只可惜，今时之契丹军队，是一支丧失了当年魂胆，并且已经泯然众人的军队。作为契丹王，耶律隆绪虽然鼓足气力，起到的效果也是有限的。
金兵则不同，不只有严格的训练，还被刘金以严酷的军法约束，同时还具备一个上升期国度的精气神，尤其是五千白虎军（刘金的近卫铁骑，集金国最精锐的军队，也是一群杀戮机器），一旦冲锋起来，往往不怎么费力，就能冲垮契丹军队。
前期的试探、纠缠不算，真正的决战只持续了一日不到，即以契丹军的大败告终，耶律隆绪率领残部狼狈东逃，金国则趁势追击东进，将漠北中部地区纳入掌控。
土兀刺河一战，契丹从此一蹶不振，尽失西部疆界。金国取得完胜，向一统漠北迈出了最坚实的一步。不过，在接下来半年多的时间里，刘金却没有选择一鼓作气，彻底东进吞并契丹。
一是因为长期作战，士卒疲敝，在契丹的反击下，也有数千伤亡，新征服的土地与部族也需要重新整合编练，将之绑到金国的战车上。
二则是，刘金还需要看看南面的汉帝国有何反应，刘金虽然骄悍甚至不乏狂妄，但在对待汉帝国的态度上还是相对谨慎的，至少心里明白，即便远如漠北之事，汉帝国的态度也同样关键。
而大汉朝廷的反应，让刘金比较满意，毕竟，当时的皇帝刘文济正忙着收权树威，忙着大刀阔斧地革新弊政，忙着解决处理与各大封国的关系。
至于漠北，只是表以关注罢了，听闻契丹惨败于乃蛮，虽然惊讶，却还远没有感受到金国威胁的时候。当然，在山阳漠南地区，倒有一些有识之士颇感忧虑，并不乏向朝廷上报示警者，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不是满朝君臣昏昏，只是事有轻重缓急罢了，甚至连耶律隆绪向朝廷求援的奏章都采取漠视态度。
当汉帝国不作为时，刘金的胆子也就大了起来，于建隆二年夏，再提精兵东征，这一回，七万骑兵，奔袭两千里，直击契丹王廷所在的静边城（大致在今满洲里）。
这一仗，刘金来势汹汹，大有一战而定漠北之意，但最终功败垂成。他小看了耶律隆绪的坚持，坚壁清野，据城而守，同时，静边城虽然规模不算太大，但经过契丹多年经营，绝不是一干骑兵就能冲垮的，而金国的骑兵，在面对坚城时缺乏经验，一时还真就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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