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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古物，精挑细选，乃中华文化菁华。文物南迁，万众瞩目，如同《水浒传》里的生辰纲，不敢稍有差池。此刻，身为故宫理事，坐镇南昌剿共的蒋委员长，部署围剿瑞金苏维埃根据地之余，尚挂念国宝南迁之事，特意给易培基发了徵字号电报询问情况。
易培基自然不敢怠慢，一方面拜访坐镇北平的陆海空副总司令张学良，请张汉卿派护军押车，并在铁路沿线、中途站点，通知守军做好警卫防护；另一方面首批文物押运官，亦需要选派智勇双全之人。第一人选，当然是故宫博物院秘书长、自己的女婿李宗侗，但此时李宗侗尚在上海为文物落地租仓库。于是易培基想到了自己的助手，时任古物馆副馆长的马衡，但不知何故，马衡临阵打了退堂鼓。无奈之下，易培基临阵换将，决定派出了自己的老同学吴瀛。
吴瀛，字景洲，出身江苏常州世代书香之家，为民国元老、审计院院长庄蕴宽的外甥，曾为民国内务部官员，参与过热河行宫古物转运，文物学识深厚，行政经验丰富。此时为故宫博物院古物审定专门委员、博物院秘书。
吴瀛闻听此事顿感压力山大，这么多无价之宝，时值乱世，倘若出了差错，自己岂不成了丢失生辰纲的“青面兽杨志”，该当何罪？一时踟蹰，但经不住易院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也就勉为其难，一切以国宝为重，恪尽职守。思及此，悲壮之情油然而生，一首《故宫守护队队歌》喷涌而出：
“巍巍故宫，竦峙苍穹。雕梁画栋，巧及人工。
文华武英，太和乾清。体象天地，寔丽且宏。
谁其守之，惟吾队士；谁其护之，惟吾队士！”
万事俱备，直待起运发车，易培基拟电直接向蒋介石报告情况，电文如下：
“南昌蒋委员长钧鉴：徵电敬悉，故宫物品第一批二千一百余箱，即于本日准刻开车。由平汉转陇海运浦。本院派简任秘书吴瀛，**成员十四人随车而行。汉卿兄亦派宪兵卫队百数十人押车、保护。第二批日内即起运。”等等。
上述易培基的一纸电文资料，再一次证明故宫等单位文物南迁，是当时作为国民政府最高首脑的蒋介石最终做出的决策，并直接领导的。这与后来文物西迁，迁台，最高决策者均为蒋介石逻辑相通，相互印证。作为南迁文物具体执行者的易培基与蒋介石之间有直通渠道，这也符合这位蒋委员长喜欢直接一线指挥的特点。
1933年2月5日深夜，北平全城戒严，在张学良安排的军警护卫下，第一批故宫博物院的国宝2118箱暌别了帝王居所。由成群结队的人力板车拉到北平前门火车站，故宫文物克服了重重压力，终于踏上了南迁之路。
第一批南迁文物的专列一共是21节车厢。押运官吴瀛和十几位监视人员、押运的职员乘坐一节车厢，还有一二节车厢安置了张学良派出的宪兵和卫队共100多人，其余车辆都是装着古物的铁皮车，车顶四周均架起机枪。
专列路经山东、徐州一带，此地界时有匪众出没，风声甚厉，好在官方有备，沿途军警戒备森然，专列铁路两旁逐段有马队随车驰聚，每到一站，地方官派人上车交差。重要关口，车内熄灯，专列呼啸而过。一路下来，吴瀛带队押运的生辰纲有惊无险。
可是专列到了南京，才知道又发生变故。
原来国民党元老、文献馆馆长张继在中央政治会议上临时动议，提出：古物迁上海托庇于外国租界，实是国耻，所以要改迁他处，主张去西安、洛阳。
这张继是何方神圣？此公的资历深厚，早在1904年便与黄兴、宋教仁等创立华兴会，1905年在东京参加同盟会，曾任民国第一届参议院仪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北平支部部长，为国民党西山派首领。1928年起，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司法院副院长、中央监察委员，可谓位高言重。
此议一出，国民党中政会议又是议来议去，所选的西安也好、洛阳也罢，一是地缘上都接**津，二是两城也均没有什么合适的地方可以存放这些故宫文物。国民党元老林森提出南迁文物寄放在南京林园庐墓处，吴瀛去实地勘察，也不合用。这时蒋介石指示把第一批故宫南迁文物中文献馆的1064箱档案留置南京。这样专列在南京停顿了两星期，吴瀛忧心如焚，只得去找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问南迁文物到底何去何从？宋子文对他说：“议决：照旧运沪。”这样第一批文物的1054箱古物，含古物陈列所200箱，最终到了上海，存于法租界仓库。
3月15日，第二批南迁文物起运，这批含故宫博物院1290箱，古物陈列所840箱、中央研究院（含历史博物馆）200箱。由故宫博物院总务处处长俞同奎为押运官。第二批文物专列路过南京时，又把第一批的1064箱文献档案，一同带到上海法租界仓库。
3月28日，第三批南迁文物专列上路，这一批含故宫博物院2972箱又62包，古物陈列所1400箱，颐和园文物888箱，由故宫博物院程星龄负责押运。
4月19日，第四批南迁文物起运，故宫博物院4635箱又2包，古物陈列所与颐和园、国子监合计1734箱又5件，由故宫博物院马衡押运；
最后一批，即第五批南迁文物于5月15日起运，故宫博物院文物2412箱，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先农坛文物合计3243箱又8包3件，由完成第二批押运任务又返北平的俞同奎押运。
至1933年5月23日，五路南迁文物悉数到了上海。其中故宫博物院文物共13427箱又64包（按北京故宫博物院原郑欣淼说法是13491箱又64包）。另外，同时还有古物陈列所5414箱、颐和园641箱又8件、国子监石鼓10件，文物合计共6065箱8包8件。南迁文物按品目分类，其中书画9000件，瓷器7000件，铜器等2600件，玉器不详，文献3773箱。文献类包括清廷档案、帝王实录、起居注、太平天国史料、四库全书及各种刻本善本。所有南迁文物分存于李宗桐事先租定的上海天主堂街仁济医院旧址及四川路广州路口业广公司二楼两处仓库。
风起于青萍之末。
张继在国民党中政会上的临时发难并非空穴来风。
到了5月初，正当第五批南迁文物即将起运时，南京最高法院检察官朱树森带人到北平故宫博物院查封会计科，调阅相关账册和收据。说有人控告易培基、李宗侗私占故宫博物院宝物，朱氏本次特奉检察长郑烈之命前来调查。
原来张继及夫人崔振华早就对易培基、李宗侗这对故宫博物院的翁婿档不满。远在1928年，李石曾、易培基、张继三人均为故宫博物院的常务理事，曾议定易培基为故宫博物院的首任院长，张继为副院长。但名单公布后，并没有副院长一职，张继仅为文献馆馆长；易培基因病暂未到任之时，按理应由常务理事张继主持工作，但易培基不同意。事后易培基曾对人说:“溥泉(张继字溥泉)神经，又要听神经太太的支配，不能让他当家。那是石曾的意思。”这话后来传到张继耳朵里，张继十分不快。
这次故宫文物南迁，张继曾建议故宫文献典籍的南迁由文献馆负责，相应的迁移费2万元由文献馆支配，但遭到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的坚决反对，凡此种种，嫌隙人有心生嫌隙，张继毕竟是国民党元老，其悍妻崔振华亦不输汪精卫之妻陈璧君。因此，张继夫妇告到最高法院检察署，指控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秘书长李宗侗上下其手、利用职权之便盗卖故宫文物。
崔振华起诉易李二人私占文物案指的是故宫博物院1931年冬天发售一批与文史无关的物品。事情缘自1929年春，为保证故宫文物经费，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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