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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北京政变后的政局演化，也让始作俑者的冯玉祥始料不及。曹锟、吴佩孚的直系虽然被赶跑了，但被请出来收拾残局的段祺瑞又与手握重兵的奉系张作霖联手逼冯，又有七省督军联名拥段祺瑞组阁。冯玉祥被形势所迫只得撤出北京，退守张家口，做西北边防督办。在11月24日，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黄郛临时摄政内阁解散，中华民国进入段祺瑞执政时代。1925年4月，段祺瑞正式下令取消法统令，废除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即猪仔国会，由临时参政院替代之。
从产权制度来说，经冯玉祥北京政变后，黄郛摄政内阁政府通过的《修改清室优待条件》，覆盖了整个紫禁城，前朝和后廷。前朝古物陈列所之古物，自然也尽归国家征用、所有，国民共享。原来是使用权归民国，所有权归清室。经过冯大将军之武力，使用权和所有权都归属民国，古物陈列所至此也具有了国立䗼质。
早在1920年9月24日，民国内务部训令下来，杨乃庚接替治格为古物陈列所第二任所长。之前，原副所长王曾俊离职回籍，不知所终，至此，古物陈列所的领导地位由前清遗老派让位于北洋民国少壮派。
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治格为所长五、六年，宦囊已满，在京城广置宅邸。满人贵族见清室複辟无望，纷纷改换汉姓避祸，如皇族爱新觉罗氏，改姓金，叶赫那拉氏，改成那，治格乃镶红旗出身，镶，非主流，则改为支姓，此后渐渐少为人知。
1922年3月1日，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古物陈列所迎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伙伴、法国总司令霞飞元帅来访，为应时应景，古物陈列所特意准备了清代历代帝后画像，乾隆皇帝大閲图，狩猎图。霞飞元帅一行游览文华殿、武英殿及三大殿。
随着武英、文华以及三大殿的陆续开放，京中有识之士，参观古物陈列所后，普遍有感慨。宝物之精美贵重，与陈列所人员之薪资相比，太过悬殊。预判道：让一班生计困苦的人终日对着一大堆的珍贵物品，这是如何的危险！
果然，不幸而言中！
古物陈列所的文华殿主要陈设之历代名家书画，一天经杨乃庚所长检查发现，失去苏东坡墨宝三轴。杨所长即派人监视陈设科经手人等，查寻失窃线索，无果。随即陈列所将案情呈报内务部。内务部总长龚心湛闻之，甚为震怒，当即下一手谕，谓“古物陈列所长呈报失去字画数件，其中显有情节，不能以疏忽二字即可卸责。应着限该所所长督同所员，于三日内将原物悉数查获；否则从严罚处“云云。
内务部下令限期三天破案，所长杨乃庚将涉嫌之人禁闭用刑，结果仍一无所获，眼看三天之期将至，杨乃庚担心内务总长责难，忧心忡忡，惊恐无状，竟引起心脏病複发，一命呜呼，时为1925年初。
内务部遂派礼俗司司长吴含章接任所长。这是古物陈列所第三任所长。而古物陈列所经过10多年的分类、整理，金石、陶瓷、杂品等目录编制工作也基本完成。
在古物陈列所成立的十多年里，又陆续接收了南熏殿收藏的历代帝王贤哲画像，雍和宫的经书文物等，民国各部机关及中原西北各省挖掘出土的文物，亦有直接送缴古物陈列所收储，丰富了古物陈列所的文物储量。如陶瓷类的马家窑陶器，西汉绿釉，东晋青瓷鸡首壶、虎子，南北朝青瓷尊、五管烛台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2月，美国纽约一博物馆东方艺术所所长购得古瓷斗一件，据查是庚子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时天坛遗失的，于是通过福开森转交给中国政府，由古物陈列所接收保存。
1925年8月18日古物陈列所呈报内务部，借故提出开放三大殿：“查本所存储各项物品，向在文华、武英两殿选择陈列，供人瞻览，酌收券价，藉以补助经费。近因整顿所务，月支日增，开支不敷甚巨，自非另筹办法扩充售券地点殊不足以增收入而资挹注。拟将向来不能陈列之重大物品分别在太和、中和、保和各殿布置陈列。谨规定三殿扩充售券及东西华门附售车辆入门券。”
三大殿之太和殿精选明清刺绣、缂丝、雕漆、珐琅等类围屏，插挂屏，宝座、鹿角椅以及大轴名人字画；中和殿陈列大件掐丝珐琅器物、紫檀家具、各项佛供、乐器；保和殿陈列御用金漆床几，绘画、御笔行草书法等等。
至此水到渠成，应该在1925年的8、9月间，外朝的三大殿正式对公众开放。
溥仪1924年11月5日出宫后，北京摄政内阁旋即在11月8日发布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目的是清点和分类哪些是国家瑰宝，哪些是清室日用私物。摄政内阁为示公允，特安排清室内务府人员五人为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李煜瀛任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其他委员共14人，分别是：汪精卫(易培基代)、蔡元培(蒋梦麟代)、鹿钟麟、张璧、范源濂、俞同奎、陈垣、沈兼士、葛文濬、绍英、载润、耆龄、宝熙、罗振玉。上述委员中绍英以下为清室代表。民国方面，范源濂、葛文濬为教育界人士，鹿钟麟、张璧是参与执行溥仪出宫任务的京畿卫戍司令和警察总监，也是冯玉祥国民军方面的代表，蒋梦麟（北大代理校长）、俞同奎、陈垣、沈兼士均为北大教授。李煜瀛身兼北大教授与国民党身份，易培基则身兼摄政内阁教育部长与国民党身份。之后，摄政内阁又让京师警察厅、高等检查厅、北京教育会各派一人，再特聘名流吴稚晖、张继、庄蕴宽为监察委员，以示公正。清室善后委员会制定了相当严谨的《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清宫物件规则》，规定点查小组的人员、地点随机由委员长组合，点查时一定要有监察委员与军警在场，对点查的起止时间也有严格规定。以及各殿文物按千字文天地玄黄排序，等等。
逊帝溥仪正在为被逼出宫的事愤愤不平，到处讨要说法，清室人员自然不肯前来议事。于是清点工作只能民国政府这边单边进行，参与清点工作的还有一部分北京大学的教员和学生。盖因北京大学在1922年便开设国学门，成立考古研究室。马衡、俞同奎先后任主任。另外北大的沙滩红楼距紫禁城较近，师生往来方便。
清室善后委员会中，去除清室人员5名，余下的9名委员中，有5名是北京大学的教授。
北京大学人员在清室善后委员会处于多数地位，所以说接收故宫由北大师生主导也并不为过。其中马衡、李宗侗、俞平伯几位教授都参加了清点工作，北大的学生那志良、庄尚严，社会青年单士元，均于此时与故宫结缘，日后留在故宫博物院工作。
11月21日，清宫的瑜、瑾二位太妃及其宫女太监走出神武门，至此，清宫人员全部离开宫禁。在此之前，内务府从内廷以日用品之名，取出五车细软。紫禁城从此便被称作前朝的宫殿：故宫。
故宫博物院的成立。
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之初，就有意在紫禁城的清宫文物全面点查之后成立博物院，使清宫文物得以向民众开放。时任摄政内阁教育总长的易培基建议，此博物馆既不同于1912年隶属教育部的国立历史博物馆，也不同于1914年隶属于内务部的古物陈列所，应由行政内阁单设机构管理。
易培基与内务部吴瀛是同学，易培基成名较早，曾为黎元洪秘书，后来又作为孙中山驻北京的全权代表。喜收藏，精鉴赏。关于紫禁城、古物陈列所的奇闻异事、种种弊端从吴瀛处所闻甚多，近而也是国民党内对故宫最了解的高官，故受托筹备设立国立图书馆、博物馆事宜。
1925年4月，清室善后委员会公布《参观故宫暂行规则》，决定每周六、日下午1-6时，开放故宫中路，即参观者由神武门进故宫，经御花园、坤宁宫、交泰殿、乾清宫、弘德殿、昭仁殿、南书房、上书房等处，等同于试开放。
1925年7月，清室善后委员会在逐殿清理文物之时，于养心殿发现到溥仪等人密谋複辟的证据，抄送报官，结果不了了之。清室善后委员会见此情形，担心夜长梦多，遂决定在紫禁城内廷提前成立故宫博物院，速成公开之局，以杜绝逊帝的複辟之念。
1925年9月29日，清室善后委员会通过了《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决定在紫禁城内廷设立博物院。故宫博物院设立董事委员会，由严修、卢永祥、蔡元培、熊希龄、张学良、张璧、庄蕴宽、鹿钟麟、许世英、梁士诒、薛笃弼、黄郛、范源濂、胡若愚、吴敬恒、李祖绅、李仲三、汪大燮、王正廷、于右任、李煜瀛21名董事组成，董事委员会下还设有理事，理事分别是李煜瀛、黄郛、鹿钟麟、易培基、陈垣、张继、马衡、沈兼士、袁同礼9人，在董事会和理事会的人员构成中，此时已经没有一名清室成员。
理事会作为故宫博物院的决策中心，执行全院事务。下设古物馆、图书馆和总务处。其中古物馆易培基兼任馆长，张继、马衡为副馆长，在西三所为办公。图书馆由庄蕴宽为馆长，沈兼士、袁同礼为副馆长。图书馆又下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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