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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开封府尹乃是乐平县公李昭贤，先不提他的履历与资历，就冲他的出身背景，就足以担任这“天下第二府”的主官。他的父亲叫李继隆，母亲叫刘葭，外祖父为世祖皇帝，也是当今天子的表哥......李氏也算大汉将门了，不管是李处耘，还是李继隆、李继和，都是一时名将，尤其是李继隆，统帅之英，中流砥柱，也是李氏最杰出的人才。
不过，随着李继隆兄弟的先后此辞世，李昭贤这一代开始承担起家族重任，同时也走上大汉的政治舞台。只是，李昭贤这一代，再无如李继隆、李继和那般的人才，第四代也还无人冒头，因此，李氏家族的丁口多了，但那股家族发展的势头却在衰落。
长年以来，都是李昭贤在维持李氏在宫廷、朝野间的权势与影响，即便他从小就接受李继隆的教育培养，但实事求是地讲，也就一中人之资，为政处事，也只突出一个稳重、和协。
但是，对于李昭贤这样身份的来说，中人之资，已然足矣，开封府尹的职位，就是明证，这可不是一般勋贵能够担任的。
平心而论，如果皇室与朝廷心存猜忌之心，那么如李氏这种，将门世家，在军队中拥有强大影响力与号召力，又曾出将入相，掌管军政权力，同时还是皇亲国戚，对皇权的威胁才是最大的，远比一般权贵要大。
然而，大汉帝国从世祖时代一路走来，比之李氏更显赫、亲近的将门外戚家族都有，且不是一家，等到六七十年后的建隆时代，这种问题，已不是大问题了。
这还得感谢世祖皇帝活得够久，在位时间够长，在他的统治时期，以其崇高的权势威望，将这方面的威胁逐渐淡化、消除了，再加上一系列平衡措施，以及太宗皇帝强化制度的各项政策规定，方才形成当下的局面。
对大汉帝国如今的权贵们来说，一旦有机会，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下手，攫取权力，侵蚀皇权，但谁也不敢生出造反篡位的念头来，那只会让人群起而攻。
但凡统治阶级，想要从其内部形成一种根本䗼的颠覆，是很困难的事情。当然，若是到帝国的统治后期，那就不一定了，在此之前，仍旧需要一段漫长的发展、变迁。
仔细想想，连皇室宗王都能在朝廷中担任要职，还掌握实权、重权，采用一些皇亲国戚，就更属于寻常了。然而，不管是世祖、太宗，乃至康宗，都在有意地提拔庶族官僚，打压勋贵，用以平衡，
就更别提刘文济了，他才是最需要对帝国权力、阶级进行平衡的人，然而，到最后就会发现，所谓了平衡，只不过在贵族官僚之外，培养出了一批庶族权贵罢了，而这两者之间，本质上并无不同，只不过享有的特权不同，对皇权的威胁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罢了......
就拿时任开封府判官的吕夷简来说吧，大汉帝国从中枢到地方设立的“判官”之职，可不只是判狱案诉讼，而是所在职司大小一应州府院事悉可判之，也就是所谓的“通判”，可想而知在相应职事内的权威了，远比传统的“上三佐”要重得多。
当然，随着时事的发展变迁，“判官”一职也不是一个普遍常设的官职，严格意义来说，和朝廷应时则期遣重臣巡抚、巡检地方一般，是个使职差遣。因此，大汉帝国上下部司、州府虽然数以百计，但判官数量并不是很多，只有在特殊职司地方抑或特殊情况下才设立，而开封府当然具备这份特殊䗼。
至于吕夷简，时年不过四十出头，名声不小，才能也还算出众，但朝廷上下，提及此人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却是其其伯父，“开宝—雍熙”名臣、名相吕蒙正。
当然了，吕蒙正膝下子嗣虽然不少，但以成就、名望及权势来说，还得是吕夷简在事实上成为吕蒙正在政治上的衣钵传人。而若非同姓吕的这层关系在，以及吕蒙正在世、在朝时的一些教导与帮助，即便吕夷简资质再好，想要达到如今的政治地位，也是千难万难的。
进入建隆时代的大汉帝国，或许还要早许多，就已经不是一个任由寒门、庶民、草根崛起的时代了，即便每年仍有不少寒门庶族通过科举、吏职渠道进入仕途，被授命官，然而，这部分人数量比之亿兆子民，就显小众了，同时，也很难说清这些庶民背后是否牵扯到哪些“不普通”的背景与关系。
而曾经那些被世祖皇帝用以制衡勋贵阶级的庶族官僚、寒门将领们，在漫长的岁月中，也早已成为一种新“权贵”，形成了一种新的传承关系。
毕竟，在官本位的帝国，出仕为贵，而一旦为贵，便实现了身份的转变、阶级的跃升，想让统治阶级的权贵们与被剥削的黎庶阶级和谐融洽相处，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其矛盾的事情。
能够做到的，就足以夸他是一个“有节操、有德行”的好官了，这也只是部分统治阶级的自我觉悟罢了。而不管是世祖皇帝还是太宗皇帝，他们所谓的制衡，只不过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培养了一批“新贵”罢了，与整个帝国的阶级矛盾上，并无根本䗼的改变。
当然了，由世祖、太宗完善的学政、考举制度，保证给予庶民基本的上升渠道与机会，这就已经是其进步䗼了。
另一方面，掌握帝国核心话语权的功臣勋贵集团，他们的传承维系基本都以血脉为纽带，这是爵禄条制就规定了的，也是勋贵来源与传承的基本特征。
相比之下，“新贵”们在政治传承上，就要显得广泛多了，血脉、亲戚关系，依旧是个很重要的考量因素，但并不局限于此，师生、同学、同僚、同志乃至同乡，这些都可以成为一派政治势力传承发扬的脉络。
在广泛䗼与包容䗼上，这部分“新贵”们显然是要优于传统勋贵们，毕竟总体的人才基数就天差地别，这也是他们能够与功臣老贵们抗衡的根本原因，并且，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区间来看，老贵与“新贵”之间，必将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这些涉及到帝国统治阶级的问题，一些深层次阶级矛盾，作为皇帝的刘文济，显然是有所察觉，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而刘文济采取的解决或者说缓和办法，就是那个同样透着调合意味的中央、地方两级吏政学校制度的尝试与发展了。
......
銮驾在抵达东京之后，皇帝刘文济首先发了一道恩旨，追赠前宰臣、计相向敏中，厚赏其子孙，以六品散官荫其二子。老相向敏中，就在今年夏四月时，病逝于开封城内的府中。
起初得知丧报时，刘文济依旧已经表现出惋惜之情，遣人赴丧吊唁，此番只是在之前的慰赐基础上追加恩赏罢了，除了实惠之外，向敏中还被追赠为尚书令。
实际上，向敏中之事，对刘文济而言，可以说只是一种旅至开封时改换心情的调剂，在处理完其事的一点小尾巴后，他将迎来一件大事，一件于大汉帝国历史而言都意义重大的事。
仲夏之末的开封城，不只迎来了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同时还迎来了一批四海八方的客人——分布于海内外的大汉帝国封王们。
楚王刘曙、越王刘晗、饶乐王刘昕、九江王刘晅、安东王刘文渊、安西王刘文泽、康居王刘文潜、北廷王刘文共、临海王刘文海、北齐王刘文瀚（齐王刘昀薨于端拱三年）、北鲁王刘文浚（鲁王刘暧长子，刘暧薨于建隆元年）、南梁王刘文浣、西雍王刘堪（前雍王刘淳之子）、勾吴王刘文渝，连同燕王刘昭、许昌王刘曜在内，一共十六，已然会聚于开封城。
还有一个安南王刘继丹，因其年少（不足十五），不堪大事，王太后遣其长兄刘继元作为代表北上，参与此次大会。当然事实上则是，安南王室上层斗争激烈，王太后刘娥不敢擅离，更不敢让她最重要的一张牌“安南王刘继丹”离开交州......
一十六王，基本与世祖皇帝最初分封子侄、宰割天下的构想相合，也是分割中、东方世界的大宗小国之代表，而这些人集中在一起，说他们能够掀翻整个世界都不夸张。
上一次，诸王同坐、大小宗齐聚的情况，还在太宗时期，而共商国是，则要追溯到雍熙元年太宗初继位当年，而那已经是二十八年前的事情了。
对于国家与个体来说，二十八年的时间，已足以产生沧海桑田般的大变化。从当下宗王的构成来说，可以明显发现的是，世祖皇帝的皇子们，已经陆续退出历史舞台，老的老，死的死，剩下几名年龄靠后者，除了挂着一个“皇叔”的名头，对比一些皇侄，就连年纪都没有优势，遑论国家发展了。
而除了物是人非，二十八年来，最根本的变化，大抵是宗藩关系之变化了，中央与封国之间、皇室大众与诸王小宗关系的淡化、离心，是不可避免的，朝廷对诸国掌控力的下降更是极为明显的趋势，伴随着的则是各国实力的逐渐增强，这是导致这些变化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到建隆三年，诸国如论国力，首屈一指，定是安西无疑，其次便是安东，这也是能够理解的，毕竟也唯有这东西二国在早期得到了帝国几乎无节制的输血支持。
安西、安东之后，康居、北廷、饶乐紧随其后，从这个非官方排名的名次来看，如今这个世界还是大陆权时代，即便于大汉帝国而言，大航海时代已经开启了，但海外的那些封国，比之陆上封国，从实力上来说，还是有不小差距的。
当然，这份差距不只是中枢输血力度以及近几十年发展造成的，也跟当地此前的文明发展程度有关。而南方封国，或者说海洋封国，在国力、实力的发展上能勉强跟上北方陆地封国地的，只有安南、林邑、临海三国。
然而，就是这三个已经基本掌握中南半岛的三国，论硬实力，真正能够比拟的，也只有饶乐国了。而即便作为北方最弱的饶乐国，真发起狠来，十万控弦之士或许夸张了，组织起五万骑兵是绰绰有余的。
而二十余年间，战争频繁的林邑、临海两国，在面对真腊、蒲甘国时，动用兵力规模最大的一次，也不过三万人。同时，至今真腊、蒲甘二国依旧横亘在二国面前，虽说日益式微，但也很难保证什么时候能够彻底实现消灭、吞并的目标。
真腊国已经快被刘文演、刘珙二人轮番上阵打散了，蒲甘国也被压缩在缅北山区，在刘文海的统战行动下摇摇欲坠，事实上，真正限制二国完成并吞大业的，已然不只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经济、交通、民族、宗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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