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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院编修孙嘉淦，在李言继位没几天，年届不惑的孙嘉淦给新皇帝上书，劝诫三件事: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还提出了新朝铜钱里的铸钱弊端，李言赏识其敢言直谏，提升他为国子监司业，相当于最高学府的教务长。李言想着孙嘉淦年轻有为，和自己同龄，是谏臣也是能臣，更是难得的清官。
查贪官、平冤狱、整修河道、调和民族矛盾，办过许多出色的事。一生当过兵部、吏部、刑部、工部“四部尚书“，还当过直隶、湖广两任总督。最后死的时候是吏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
如此能臣，等历练几年便将他放到都察院任为左都御史，专管监察
就这样，满人多半治军，汉人多半治国，满汉制衡，天下就可保持安稳！
改革从古自今都是一件番天覆地的大事，不可儿戏视之，涉及到汉人利益的时候，用满人压着，而整顿旗务的时候，再用汉人镇着；
动地方的时候，就要按抚京城，动京城的时候，一定要地方安宁；
刷新吏治整顿贪腐的时候，也是如此，动文官的时候，就要稳住军队，整顿军队的时候，就要朝堂一心。
甚至还要更仔细的划分步聚，不能急...
一步一步来，一块做好了，再做下一块，自己有的是时间，不能像原剧中老四那样，只争朝夕，满人汉人京里地方官场军中，一块儿来，搞得天下沸腾，举世皆敌！
改革虽难，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大势，孙子兵法言，善战者，先胜而后求战；不善战者，先战而后求胜！
简单来说，就是善于打仗的人，总是在战端开启之前，在决定胜负的各项因素上，加以调节，增强自己力量，破坏敌方的力量。最后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再通过战场上的具体形势，将最后的胜利体现出来。
而不善于打仗的人，总是像赌徒一样将胜负押在血肉相博的战场上，企图通过直接作战，侥幸获得胜利，殊不可取。
改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并不是从具体颁布各项措施给地方施行的时候，也不是在朝中商议的时候，而是从李言决定改革的那一刻，战斗已经开始了。
李言要做的就在在大多数即得利益者还没有意识的情况下，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改变朝堂局势。
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名义，或者党争的借口，在众人还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温水煮青蛙，一点点儿的将有可能支持改革的朝臣，稍无声息的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然后打击消弱，有可能反对改革的即得利益臣子。
因为以这样的名义反对的人最少，等到众臣意识到自己是在为改革铺路，等到朝堂中提请商议变革的时候，大局已定，改革派早已占据了上风。
再由表现良好，提前释放的老四等人提出改革，自己做壁上观，以中立的名义，纵横捭阖。自己就是那支左右天平的砝码，只有在双方最有可能达到一致的情况下，操控局势的力量。
而不是亲自上场平衡另一端，将身家䗼命交到别人手中的主要力量。
改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不是发布政令的时候，也不是第一次提出在朝堂商议的时候；而是在李言登基的时候，或者说康熙决定立老四或老十为太子的时候，或许更早从第一次废太子的时候，就已经在康熙的心里开始酝酿了。
在康熙和老四老十的心里，改革早就在施行了。
康熙最后选择自己，或许就是看重了，自己比老四更能隐藏，处事更杀仗果决，而表面上又能交好诸皇子和群臣。
皇帝是不能得罪群臣的，否则，轻则换代，重则改朝...
康熙最后选择自己继位，放弃了老四，根本原因不在于老四的犯错，还是在衡量全局和个人能力之后的综合考量。
说的直白点，康熙觉得李言是个老阴比，能对付得了那些老奸巨猾的即得利润者。而老四有点太直了，狠劲是有了，就是不够阴险。
李言也有些汗颜，和诸兄弟的争斗，十年前就胜了。
这十年不过是在和康熙斗法罢了，斗的是阳谋大势，两人可以说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材。直到最后半年，康熙才侥幸胜了半筹，二人斗了十年，而其它皇子，竟然都没有察觉，不败才怪了。
康熙是大清第一阴比，李言就是第二阴比！
李言真想对老爷子说一声冤枉啊，第二阴的是邬思道，自己只是苟了点而已。
另外有些贪生怕死...
总之，自己是皇帝，不能犯险，以后的斗争自己要超然其上，哪边能胜利，自己就站在哪边，决不能亲自上场，这才是自己从康熙身上学到的最宝贵的政治智慧。
追缴国库欠款的时候，康熙明明是想要将那些大臣的欠款追回的，但连他也没有想到，反对的力量竟然那样强大。最后连康熙也不得不屈从大势，选择妥协，惩处了一心办差的老四，安抚了那些欠款的大臣，实在窝囊。
明明是国库的银子被人借去，现在讨回竟然犯了众怒，那些人殴打田文镜，借魏东亭的丧事哭闹，对抗的是老四吗？
不是...
老四办的是康熙的差事，他们明着反对的是老四，其实暗地里对抗的还是康熙。
老头子心知肚明，就算再愤怒，也是无可奈何，古往今来上位者不愿意承认，却又不捏着鼻子认帐的一个事实就是，众怒真的难犯。
人民群众是得罪不起的！
就连坐了一辈子皇帝的康熙，最后也不得不将罪过推到老四身上，自己出来做好人，收拾自己惹下的滥摊子。处理了两个典型份子，打压了老四和田文镜，最后提拔年羹尧，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是康熙对老四心怀愧疚的补尝。
这也是老爷子最后的倔强和傲娇！
可怜老年竟然看不清局势，认为老四完蛋了，想抓住老八抛过来的橄榄枝，真是糊涂透顶！
老年的问题和隆科多的毛病差不多，就是历练不够，眼光不行，只能看到事情的表面，无法洞察事物的本质。
翰林院编修孙嘉淦，在李言继位没几天，年届不惑的孙嘉淦给新皇帝上书，劝诫三件事: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还提出了新朝铜钱里的铸钱弊端，李言赏识其敢言直谏，提升他为国子监司业，相当于最高学府的教务长。
李言想着孙嘉淦年轻有为，和自己同龄，是谏臣也是能臣，更是难得的清官。
查贪官、平冤狱、整修河道、调和民族矛盾，办过许多出色的事。一生当过兵部、吏部、刑部、工部“四部尚书“，还当过直隶、湖广两任总督。最后死的时候是吏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
如此能臣，等历练几年便将他放到都察院任为左都御史，专管监察
就这样，满人多半治军，汉人多半治国，满汉制衡，天下就可保持安稳！
改革从古自今都是一件番天覆地的大事，不可儿戏视之，涉及到汉人利益的时候，用满人压着，而整顿旗务的时候，再用汉人镇着；
动地方的时候，就要按抚京城，动京城的时候，一定要地方安宁；
刷新吏治整顿贪腐的时候，也是如此，动文官的时候，就要稳住军队，整顿军队的时候，就要朝堂一心。
甚至还要更仔细的划分步聚，不能急...
一步一步来，一块做好了，再做下一块，自己有的是时间，不能像原剧中老四那样，只争朝夕，满人汉人京里地方官场军中，一块儿来，搞得天下沸腾，举世皆敌！
改革虽难，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大势，孙子兵法言，善战者，先胜而后求战；不善战者，先战而后求胜！
简单来说，就是善于打仗的人，总是在战端开启之前，在决定胜负的各项因素上，加以调节，增强自己力量，破坏敌方的力量。最后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再通过战场上的具体形势，将最后的胜利体现出来。
而不善于打仗的人，总是像赌徒一样将胜负押在血肉相博的战场上，企图通过直接作战，侥幸获得胜利，殊不可取。
改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并不是从具体颁布各项措施给地方施行的时候，也不是在朝中商议的时候，而是从李言决定改革的那一刻，战斗已经开始了。
李言要做的就在在大多数即得利益者还没有意识的情况下，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改变朝堂局势。
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名义，或者党争的借口，在众人还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温水煮青蛙，一点点儿的将有可能支持改革的朝臣，稍无声息的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然后打击消弱，有可能反对改革的即得利益臣子。
因为以这样的名义反对的人最少，等到众臣意识到自己是在为改革铺路，等到朝堂中提请商议变革的时候，大局已定，改革派早已占据了上风。
再由表现良好，提前释放的老四等人提出改革，自己做壁上观，以中立的名义，纵横捭阖。自己就是那支左右天平的砝码，只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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