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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6日，美国投下的原子弹在日本本土广岛爆炸，8月8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丧钟终于为日本帝国主义敲响。面对亡种亡国的现实困境，崇尚刀与菊的日本不得不准备投降了。话说当年，大清逊帝溥仪在日本特务土肥原的安排下从天津静园潜遁，经旅顺到了长春，也就是满洲的新京。1932年3月1日，溥仪在日本帮助下终于“建国”，成为伪满洲国的执政，建年号为“大同”。鞍前马后的股肱之臣郑孝胥出任首任国务总理。
1934年满洲国改国号为“大满洲帝国”，溥仪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这是溥仪平生第三次登基。
1938年12月，日本关东军派人将溥仪存放于天津静园的绝大多数古玩书画共计六十七箱全部运至伪满新京。运至伪满新京的旧版书有36箱，字画有31箱。书画箱均为松木制成的长方形箱子。这批珍宝运至新京帝宫后即存放于东北角图书馆边上的小白楼。所说的小白楼是一座二层单体砖混、建筑面积670平方米的灰白色楼房。
小白楼一楼东侧存放字画，西侧存放宋、元、明版书；二楼东侧存放《大藏经》，西侧存放各类诗书。溥仪在满洲国做傀儡皇帝十三年，秘藏在小白楼的图书字画除了天津运来的清宫旧藏外，后来还有溥仪陆续私藏的，以及日伪官吏进献的书画珍品。
至于小白楼到底有多少件书画钜藏，只能根据故宫有关盗运出宫的记录来推断：
截至1923年1月28日，溥仪共运走珍贵图书502函，210部，字画1353件。其中全部字画于1922年11月16日至1923年1月28日盗运出宫，包括手卷1285件、册页68件。
溥仪盗运出宫的书法作品包括东晋王羲之的《曹娥碑》、《二谢帖》，唐代欧阳询的《行书千字文》，怀素的《论书帖》，北宋苏轼的《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米芾的《吴江舟中诗》，元朝赵孟頫的《归去来辞》、《天台山赋》，明代董其昌的《临苏轼杂诗》等。溥仪盗运出宫的珍贵绘画作品包括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唐代周昉的《调婴图》、《簪花仕女图》，阎立本的《步辇图》(北宋人摹本)，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韩干的《神骏图》，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宋徽宗赵佶的《瑞鹤图》、《柳雅芦雁图》等珍品
六、七年来，小白楼独处满洲国新京帝宫一角，可谓藏在深宫人不知，从天津运来的书画精品也几乎原封未动过。
1945年8月10日，溥仪得知日本军队准备退守伪满洲国南部，他本人也将被从“新京”长春紧急转移至中朝边境的城市----通化。
又到仓皇辞庙时，溥仪心想，此一去，恐複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于是开始收拾金银细软，并亲自监督将小白楼的珍贵文物装箱，好东西太多了，只能优中选优，太多了也拿不了。溥仪只好派人精心挑选出最珍贵的4箱晋、唐、宋、元书法名画共120余卷。同时他销毁了部分秘密文件，以及14年来所写的一些日记。
11日晚，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吉冈安直催促溥仪赶紧动身，说溥仪的兄妹和侄子都已被送往火车站，只剩下他和皇后婉容、福贵人李玉琴，必须马上出发。这样，溥仪等人在火车上颠簸了近3天。最初曾想取道沈阳，后为躲避苏联红军空袭，决定改行吉林至梅河口线路。13日，溥仪一行住进通化县大栗子沟。
此时，吉冈安直将日本投降、仍然保留天皇的消息告诉了溥仪。溥仪听后双膝跪地，连磕了几个响头说：“感谢上天，天皇一切安然无恙。”但吉冈安直接着告诉溥仪，他必须前往日本，启程日期是17日。
1945年8月17日，溥仪在通化大栗子沟宣读《满洲国皇帝退位诏书》，宣布退位，“大满洲帝国”亦灭亡。
溥仪乘飞机于17日上午11时抵达沈阳东塔机场，他将在这里换乘前往日本的飞机。而在沈阳东塔机场，溥仪的飞机尚未起飞之时，机场已被苏军包围，溥仪做了俘虏，先后被羁押在苏联远东的赤塔、伯力。
而在新京伪帝宫，来不及带走文物的小白楼，人去楼未空。
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是满洲国在帝宫执勤站岗的禁卫军卫兵，得来全不费工夫。无意中这些卫兵在小白楼里发现有几十口樟木箱，箱子里面全是字画。当时整个伪满洲国均作鸟兽散，卫兵们就开始疯抢这些字画，后来方知里面有的甚至是宋代内府流传的东西，包括米芾的《苕溪诗》、李公麟的《三马图》等。抢到手的这些书画就拿出来在当地变卖，在疯抢中被破坏灭失的字画则更为可惜。长春也有古玩行，但是财力和收购能力有限，那时候满洲国的货币已经不值钱了，卫兵们只要银元，一张宋画10个银元、20个银元就卖了，于是导致大批文物流散。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北京、天津、上海，于是这些地方的文物商就蜂拥赶到长春，
开始大肆收购。在古玩圈内遂称这些小白楼的字画、古籍为“东北货”。据说当时北京琉璃厂古玩行去长春扫货的就有大大小小古玩商几十人之多，东北货一转手，或贩卖到上海，都是几十倍、上百倍的利润。
国宝流落民间，这不是个抢钱的时代，这是个抢宝的时代。时势造就大收藏家，造就有准备的收藏家。大收藏家要有心、有胆、更要有钱。而接收长春的国民党将军郑洞国除上述三项之外，更是有枪，所以郑洞国对小白楼的东北货所藏巨丰。
当此时也，中国的古玩藏家集中在北京和上海的南北两大中心，而论古代书画收藏，在民间鹤立鸡群者有两位，堪称巨擘。北方的领袖是“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先生，而独步南方的领袖当仁不让的是庞莱臣先生。这就是众人津津乐道的“南庞北张”之说的由来。从数量上看，庞莱臣的收藏书画作品多达数千件组，这些高、精、尖的作品已经为他构建起一座蔚为壮观的书画王国。早在1915年，郑孝胥先生就对年仅半百的庞莱臣赞誉说，“虚斋主人收藏甲于东南”。
南庞，庞元济（1864～1949），字莱臣，号虚斋。与金北楼同属浙江湖州南浔人，家族为南浔四象之一，家财巨富，精绘画，懂鉴赏，只收精品。
虚斋藏品来源首先是上海等地收藏家散出的旧藏，其中早期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狄平子。狄平子是上海著名的报人兼书法家，从清代同治年间即开始收藏，著有《平等阁笔记》五卷。他所藏的书画，除了清代的“四王”、吴、恽外，还收藏了一些唐、宋、元三代的名迹，如尉迟乙僧的《天王像》、王齐翰的《挑耳图》、王蒙的《青卞隐居图》、董源的《山水》，赵孟頫的《龙神礼佛图》、《簪花仕女图》、柯九思的《竹谱》、黄公望的《秋山无尽图》、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等都是赫赫有名的杰作。狄平子晚年很没落，靠卖旧藏度日，而此时庞莱臣正如日中天，便斥巨资将狄平子收藏的书画大量吃进。
虚斋藏品另一来源则是宫内收藏、清室官员和来沪避难故家的收藏。清末社会动荡，清帝溥仪逊位之后，皇宫的书画藏品开始流向民间，加上一些皇室成员及官员纷纷避乱上海，这一批故旧官员往往将自家的藏品出让。庞莱臣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不惜斥巨资将原来藏于清宫的书画收入虚斋，如夏圭的《灞桥风雪图》、李嵩的《西湖图卷》、郭熙的《秋山行旅图》等。
虚斋藏品的第三个来源是朋友之间的雅玩和交藏。庞莱臣虽是商人出身，可他身上的文人之气令很多书画家钦佩。因此，他与当时上海很多的文化艺术界名流保持着朋友的关系，张大千、吴湖帆、谢稚柳等都是虚斋的座上客。朋友之间的书画交藏也是收藏界常有的事。庞莱臣心气极高，一般藏品不屑入目，然对货真价实之物，则重值不吝。
当时上海形成了收藏“东北货”收藏家群体，除了庞元济以外，还有清末金石大家吴大徵之孙梅景书屋主人吴湖帆、湖州南浔四象张氏传人韫辉斋主人张珩（葱玉）、嵩山草堂主人冯超然、集宝斋主人孙伯渊、南浔巨贾密韵楼后人蒋谷荪，以及鉴赏家王已千（季迁）、徐邦达、画家谢稚柳、张大千等。
上述收藏家在1949年后，大部分留在大陆，只有张大千去了台湾，王已千定居美国纽约。王已千苏州人、律师出身，懂外语，既是书画家，又是鉴赏家。其私人搜藏宋元画作首屈一指。目前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之馆藏中国古代绘画，大部分曾为王已千原藏，或赠或卖，如宋徽宗之《竹雀图》，等等。
北张，张伯驹，号丛碧，河南项城人，1898年生人，为袁世凯手下干将张镇芳之子。任盐业银行股东、董事长、总稽核。著名京剧票友、古体诗人，与袁克文、张汉卿、溥侗一道号称民国四公子。张伯驹名士风流，三十七岁时在沪上邂逅名妓头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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