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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物已随南迁去，北平空遗紫禁城。再说北平在故宫古物南迁之后，反对南迁派的心理自然一时难以平複，失落与落寞交织在一起。而在一般北平市民的心目中，故宫的好东西似乎都搬走了，诺大的紫禁城只剩下了空架子。所以，平时观光欣赏的游人更少了。
在这种情况下，紫禁城内的一院一所一馆，门票收入自然陡然下降，各家只得倾力维持。文物的陈列展览毕竟仅是一项内容，外需不足，正好是修炼内功之时。对文物的研究与流传，扩大社会影响，也是设立博物院应有之义。
1934年，正值古物陈列所成立二十周年。在中国，逢五逢十，自然是大日子，所长钱桐决定搞个二十周年纪念活动，以文会友，仿王羲之之兰亭修禊，文人雅集，并把古物陈列所经过二十年的历史沿革，历届所长、主任行止简要介绍，把日臻完善的各项规章制度详列其中，然后结集作序，以为史料。
单道这古物陈列所的元老宿勋福开森，时年将届七旬，此老深受中华文化之熏陶，已彻入骨髓。当年兴办古物陈列所之初，便斡旋申请美国政府的庚子退款，兴建宝蕴楼及开办事宜。之后，随着陈列所延请其作为鉴赏委员会委员，福开森尽览宫中精华，遂起系统研究之念。1918年，他返美国芝加哥大学，专攻中国古代艺术，做了关于中国艺术之大略的系列演讲，第二年成书为《中国艺术讲演录》。
1924年，福开森已故旧交端方的子弟因贫困窘迫，将端方生前最著名的收藏——一套商朝青铜器以约20万两白银的价格出售给福开森，经福开森再转售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福开森由庋藏、鉴赏入手，转向精研、著述，奠定了其在收藏界的地位。福氏陆续出版《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1931年)、《历代著录画目》(1933年)、《得周尺记》等著作。其对中国文物研究之深，使他成为故宫博物院文物鉴定委员会中唯一一位洋委员。
福开森随着年事日高，和与中国士大夫、文人名士的接触加深，以及国宝南迁时的社会议论，福开森开始对自己曾在经济局促时导致中国国宝外流之事，有所反思。渐渐形成要把自己平生收藏的中华瑰宝“得之于华，公之于华”的想法，当传奇国宝毛公鼎流落于市时，福开森慷慨借款给叶恭绰与郑洪年、冯恕，使这件国之重器得以留在中国。
1934年秋，机缘巧合，福开森在金陵大学开校董会时，经与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深度交流后，决定把平生40多年所藏的文物，全部捐献给其一手创办的金陵大学。藏品分为七类：铜器、玉器、陶器、瓷器、绘画、墨迹、碑帖。其中有不少名贵文物，包括商周青铜器、殷墟甲骨、古陶瓷和古书画等。其中的重要藏品，青铜器有小克鼎，书画有王右军《大观帖》和南唐画家王齐翰的《挑耳图》。据专业人士估计，市值达四五百万银元。
考虑到金陵大学尚无适当建筑用以存放这批藏品，福开森特来古物陈列所与钱桐商洽，言所赠藏品有意先在古物陈列所寄存陈列。钱桐慨然应允，并承诺择时在陈列所隆重召开捐赠仪式，以示中外人士，彰显福开森博士的高义。
1934年12月14日，古物陈列所邀请中外媒体，在文华殿隆重举行福开森捐赠金陵大学藏品仪式。
仪式开始，福开森首先讲自己旅华多年，对中华文物的热爱。借用王羲之《兰亭集序》一文，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已是快然自足。如今年近七旬，颇感到文物之永恒，人生之短暂。故本着“得之于华，公之于华”的心愿，要把中华之宝藏，留在中国，供后代学习瞻仰研究。金陵大学，是自己一手创办的，情之所系，希望自己捐赠的这些藏品，能提升学校的文化氛围，兴起师生中华文化传承之责。言毕，福开森出示了自己的赠品类别，概属珍品千余种古物的总目录。
接下来，福开森还与金陵大学代表以及古物陈列所钱桐签署了一份《赠予及寄托草约》，明确相关文物赠与金陵大学要“永远保守”，但前提条件是，学校要专门建馆存储并陈列它们，并且要对外开放，按时展览。此外，《草约》中还特别注明，如果学校解散，赠与物即属于邻近从事同一目的之学术团体所有。显然，福开森希望自己的庋藏能够公之于众，为学术研究所用。
钱桐表示，作为受托方，感谢福开森先生对古物陈列所的感情和信任，对福开森先生所说“中华之物，尽归中华之语”更为感动。福开森先生用一己之力，保护中华文物，值得国人及收藏家学习。钱桐郑重宣布，在捐赠仪式后，古物陈列所将在文华殿特辟“福氏古物馆”，分门别类地展出福开森先生捐赠的藏品，供社会人士参观、交流。
出席捐赠仪式的各界人士对福开森的古物保管方法也交口称誉，大加赞赏。福开森对于每一器物皆有四项登录措施：一、原物均有拍照；二、可拓的均有拓片；三、有文字描述，如玉质、铜质、长、高及形态、颜色等；四、有考证，每一器物多曾经过海内知名金石学家、文字学家以及收藏家的研究，福氏再对其年代、出处等做最后判断。此外福开森还对各器物的既往收藏者，在可能范围内给予记载，使其流传有序。同时，各器物均有英文说明，一丝不苟，专业得如同博物馆的教科书范本。
福开森开启了中国大学受捐的先河，或者说是中国近代个人收藏家捐赠社会的先例。《大公报》称赞此举“对中外人士均可做一个好榜样”。其“得之于华，公之于华”收藏理念，也影响到其后的许多中国收藏家，发展成为文物“由我聚之，由我遣之”，“收藏家只是文化珍萃的临时保管者”，“博物馆是藏品的最佳去处”等收藏理念。
转眼进入了1935年，与古物陈列所比邻而居的故宫博物院迎来了十周年。
大年有大事。
1935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收到来自英国政府的邀请函，函称：“为庆祝英皇乔治五世即位三十五周年，接受欧洲研究东方学者意见，邀请中国故宫参加英国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
这一纸邀请函，倒也说出了幕后推手，欧洲研究东方学者。这能量巨大的欧洲研究东方学者非是他人，正是堪与福开森齐名的中华文物收藏大家、英国犹太人大维德爵士。
帕西瓦尔·大维德出生在一个犹太富商的家中，1914年开始接触收藏中国瓷器，自学中文，1924年来到中国，正赶上故宫博物院筹建，先是以外国游客的身份向故宫捐资，始得以外国友好人士的身份参与故宫博物院的筹建，用英文书写展品的介绍，从此便与故宫博物院建立起良好关系，此后又捐资5000银元修缮景阳宫等建筑，被故宫博物院聘为顾问。至此大维德爵士开始真正接触到中国皇家珍藏，并逐渐以乾隆皇帝的欣赏品味建立起自己的收藏体系。1927年，盐业银行准备出售溥仪在1924年抵押在那里的清室珍宝，分别向欧美大藏家、博物馆发出邀约。大维德得知这批清宫旧藏均为历代陶瓷精品后，遂决定不惜工本，抓住这一百年难遇的契机，经过与盐业银行前后持续了一年多的谈判，几经周折、讨价还价，到第二年大维德最终与盐业银行达成一致，出重金购买了其中40多件清宫旧藏的历代瓷器精品。在这40多件器物中，大部分为宋代名窑瓷器，其中以官窑、哥窑瓷器居多，很多瓷器上面还刻有乾隆御题诗，如乾隆御题哥窑簋式香炉（2件）、乾隆御题哥窑葵口碗（2件）、乾隆御题官窑弦纹贯耳壶（2件）、乾隆御题官窑鼎式香炉、乾隆御题官窑胆瓶、乾隆御题官窑碗等。
所谓藏品质量，决定收藏家的江湖地位。大维德自购到这批盐业银行的抵押品后，在英国乃至欧洲收藏界的名声日隆，之前报名而不得入的东方收藏会此时更是为他敞开了大门，从此，大维德以中国最精美瓷器收藏家饮誉西方。加之，卢芹斋、山中商会等在欧洲的古玩输出与推介。此时中华文物，已然先于中国政府被世界所认同。艺术品世界，如果缺了来自东方文明古国的艺术品，便是一种不完整，缺乏代表䗼。故英国王室、贵族、收藏家们，自然希望在国家盛典之时能一睹中华珍萃。
而斡旋此事的大维德此时已拥有批量的清宫文物，他的出发点自然想借助于故宫文物之展览，更能凸显其个人珍藏的价值，提高身价，实现多赢。
但有时候，好事来得太突然，总让人觉得不真实。英国政府的邀请函来了，去还是不去？社会名流们就此又展开了大讨论。
赞成参展者的理由，日本在华北搞五省自治，咄咄逼人。此时正可借此机会文化搭台，外交唱戏，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阻止日本南下的步伐。
反对参展者，以知名画家徐悲鸿的观点为最，认为参展是奉和氏璧出使列强，难以完璧归赵。文人学者陈寅恪则更为直截了当，说国宝参展就是中国政府以故宫珍宝给英皇送礼。
众说纷纭中最终理智战胜感䗼，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兼听则明采取折中方案。一是中国艺术展的规格要高，中英元首要挂名誉主席，昭示天下，以示郑重；二是既然要参展，展品要能代表中国文化，但只此一份的孤品不能出国，另外，涉及到国宝出境、海关通关等事宜，外交部要向英国政府争取中间过程一律不需外国人插手，以保证参展国宝在运输过程中不出意外；再者参展国宝出国前要在上海办一预展，公示于众，回国后再在南京办一回顾展，等于接受公众检阅、查验。
此方案考虑得甚为周全。
故宫博物院于是奉命负责在上海租界仓库中挑选参展文物。最终选出国宝级艺术品千件，其中故宫的735件，分装80箱，古物所的100件同中央研究院等单位展品，共287件，分装13箱。按文物类别统计共计：铜器108件，瓷器352件、书画175件，其他类387件。
参展文物重新包装，内箱用帆布或宫中锦缎制成，外箱则用全部用铆钉皮箱制成，中间填塞棉絮、纸条。故宫博物院尽遣主力，庄尚严、牛德明、那志良、傅振伦等全程陪同文物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展。
同时，外交部的外交斡旋也异常顺利。英国方面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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